权的秘密
2019-02-11 17:18:29
来源：价值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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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一个人人熟悉的常用字，一个人生成败的关键字，一个人类文明社会的核心字。一提到“权”，人们无不为之肃然起敬。但权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未必人人清楚。有人说，既然是秘密，就不应公开示人。那么，就算是我悄悄告诉的您吧！如果读完本文，您能说清一二，您将欣慰，我也欣慰！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权是抽象之物。其实，从本源意义讲，权更是具体之物。汉语言文化的早先，权是指一种物件，是度量衡中的衡器。“权衡利弊得失”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在“权衡”一词中，权是秤锤，衡是秤杆。据传说，杆秤的发明者是商人范蠡。秤杆上所以嵌有十六颗星，是应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及福、禄、寿三星之数。范蠡宣称，使用者若欺人一两折福；欺人二两折禄；欺人三两损寿。以此告诫同行：经商不能在秤上亏人，要光明正大，不赚黑心钱。
后来，人们用一个“权”字代替了权衡的全部意思。比如，权其轻重。如今，权字所蕴含的意思更加抽象、更加深邃。有时候，权是权利的代称，如人权、选举权、发言权；有时候，权是权力的代称，如权柄、职权、权限、权臣、当权者、生杀予夺大权；有时候，权是地位的代称，如权位、权要、权威、权贵、权势、控制权、主动权。权衡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存在可变性，因此权也就赋予了随机应变的意思，比如通权达变、权变、权谋、权术。当一时难以做出最终权衡时，即临时应变，变行通之计，此所谓权且、权宜。
以上分析可看出，权并非特定人群特有之器物。权，人人皆有之。可以说，人类的理性活动无不以权为中心。大家常能听到“人人心中有杆秤”的说法，这里的秤其实就是权、权衡的意思。在生存生活中，人人面对千变万化之情势，站在一定角度和立场，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也就是称量、考量各种因素，判断情势发展走向，权衡利弊得失，权衡的结果便是行为选择之指向。“人人心中有杆秤”，这杆秤是心中之秤，也就是“心秤”。世界上最富于变化、也最不准确的秤，当然就是这杆“心秤”。面对相同客观事物，一百个人就会称出一百个结果，就有一百个看法。这是因为，称量者的站位和角度存在差异，称量中考虑的因素也不尽相同，还因为心秤称量过程比较隐秘，各自使用了自设标准。所以，同样一件事实，通过心秤权衡的结果，常常会五花八门，有时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首先，看权衡之站位。看待客观事物，有人偏向理性，有人偏向感性；有人擅长理论思维，有人擅长经验思维；有人擅长技术思维，有人擅长社会思维；有人仰视看问题，有人俯视看问题，有人则平视看问题；有人站位高远，广视角、长镜头，高瞻远瞩，洞明事理，有人比较具体，在线场景，就事说事，只说树木不说森林；有人擅长经济视角看问题，有人擅长社会视角看问题，也有人喜欢政治视角看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因站位和角度不同，“一叶知秋”抑或“一叶障目”。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其次，看权衡之因素。心中之秤，所称量之物是变化中的事物，称量动态之物比称量静态之物要复杂得多。这要求在动态之中称量，在变化之中称量。这就需要动态地看事物，历史地看事物，将过去、现在、将来联系起来看事物，辩证地看事物。要将复杂事物称量清楚，需要掌握必要的知识，尤其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知识，这是分析问题的工具。包括经济社会知识、历史地理知识、生态环境知识。当今社会，知识加速更新，原有知识也加速淘汰，不少人生活在过去。在具备相应知识的基础上，还要掌握必要的反应事物发展状态的信息。否则，将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境地。在具备知识、信息的基础上，还需要称量的技能，主要是在错综复杂的情势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权衡利弊，度量得失，精打细算，得出结果。
第三，看权衡之过程。心秤是“心中之秤”，归根结底是“脑中之秤”。心秤的称量过程，实质是脑内心灵运算过程。这一心灵运算过程，缺少透明性，具有隐秘性，多数时候秘而不宣，心照不宣，天知地知。这个隐秘的称量过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能够用作权衡利弊得失的信息资源有限，能够获得的信息资源永远不是反映事物真相的全部信息资源。也就是说，心秤的称量，始终是在不完整信息情况下进行。每个人内心掌握多少信息资源，对于心秤称量结果具有重要影响。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信息扭曲”，受利益驱使，人为夸大或者隐藏信息，导致称量者在权衡利弊得失时得出错误结果。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道德风险”，用于称量的知识、信息和技能均没有问题，称量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故意扭曲称量，出具虚假称量结果。“扭曲信息”和“道德风险”，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权的滥用”。无论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利，都存在“权的滥用”情形，这也是当今中国诸多问题“权的根源”。
第四，看权衡之标准。所有的权衡均有标准，衡量长度用毫米、厘米、米、公里，权衡面积用分、亩、公顷，权衡重量用克、公斤、吨等。心秤使用时，也一样有标准。在度量衡之中，有人善于度，有人善于量，有人善于衡，也有极端，即都善于或都不善于。只不过有人心秤很大，如“鹰击长空”，往往用大尺度标准看问题，有人心秤很小，如“井底之蛙”，往往用小尺度标准看问题。同样事物，有人以为“小菜一碟”，有人认为“大事一件”。有一种情况叫“双重标准”，衡量自己一套标准，衡量别人一套标准。对自己的优点用“放大镜”，对别人的缺点用“显微镜”。面对复杂事件，因标准不一，权衡之结果迥异。
最后，看权衡之权衡。社会由不同人群组成，在人群之中，人们在称量事物，称量别人，也在称量自己，人们也在“相互称量”。由于存在“双重标准”， 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将自己称量的重一些，将别人称量得轻一些。由于存在“相互称量”，人们便看重别人称量之结果，并千方百计增加自己在别人称量时的砝码，以此获取实际利益。由此，便滋生出冠冕堂皇的“信息策略”，以及“宣传营销”。甚至，不惜“信息造假”，“狐假虎威”，“虚张声势”，“胡吹冒料”，“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这导致了“雾里看花”，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大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此，便要求在信息社会的人们，其权衡技能要“更上层路”。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权决非易事。不同的人，不同权衡能力，不同权利状况。法律规定年龄未满18周岁的人即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大脑处在发育阶段，加之阅历不深，经验不足，特别是用于权衡的知识、信息和技能短缺，对复杂事物难以做出像常人一样水准的权衡。其权衡之结果，往往比较鲁莽或比较幼稚。未成年人之权，受到法律特殊保护，这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是对成年人的保护。岁月走过60年之后，人们便进入老年阶段。因生命周期原因，老年人身体功能逐步退化，工作生活空间越来越小，加之知识老化，信息过时，尤其是脑细胞死亡加速，常常丢三落四，不辨真伪，难辨忠奸，甚至固执加幼稚，已经不再能够像从前一样做出高水准的权衡，所以老年人之权也受到法律特殊保护。还有一部分人属于特殊人群，即残疾人。残疾人是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残疾人不能像常人一样获得知识、信息和技能，也就难以做出如常人一样的权衡，残疾人之权也受到了法律的特殊保护。
在市场机制下，常有富人和穷人之别。人人想做富人，但穷人总比富人多。富人与穷人的差别，更多原因不是聪明或愚笨的差别，而是权衡、权利之差别。一般而言，无论富人与穷人，人人精打细算。所不同是，在精打细算过程中，考量因素权重不同。富人之权衡，往往会站位更高，眼界更宽，尺度更大，决定大胆果断。穷人之权衡，看眼前多看长远少，赢得起输不起，患得患失，优柔寡断，亦步亦趋。在生意场，富人总是走在前面，穷人总是跟在后面。富人吃面，穷人喝汤。富人牵牛，穷人拔橛。相较而言，富人比穷人更会用权，以权生权，富人比穷人更有权。如此，富人家养“奶牛”，愈来愈富；穷人家存“木橛”，愈来愈穷。就这意义来说，对权衡的投资是人生最富有挑战、最错综复杂、也是回报率最高、最恒久的投资。还有，就是关于老实人和奸猾人。老实人权衡事物，常常直来直去，给什么吃什么，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铆是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奸猾人常吃着碗里、望着锅里，坐一望二，坐二望三，看见钉子想到铆，将各种因素拐弯抹角联系起来，权衡更精确更到位。在某种意义上，老实人是稳定的力量，奸猾人是变革的力量。两种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发展力量。
在讨论权的一般特性之后，现在讨论权的公与私。每一个人，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中，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相对而言，个人是私，组织是公。大组织之中有小组织，小组织是私，大组织是公。国家是最大社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公。面对国家这个公，所有组织和个人是私。所有的人要面对公与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公与私是一个基本问题。个人有个人利益，家庭有家庭利益，私营机构有私营机构利益，公营机构有公营机构利益，地方有地方利益，部门有部门利益，国家有国家利益。在家庭中有公与私的问题，在私营机构有公与私的问题，在公营机构和国家机关中更有公与私的问题。古往今来，虽说全国“一盘棋”，但各有各的棋路，各有各的盘算。
私是基础，是源点，公是私的延伸，私的集合。人们之所以参与一定的社会组织，是因为组织能够为个人带来预期利益，有时是物质利益，有时是精神利益。毫无疑问，人们参与组织，也是人们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选择。当组织不能带来所预期的利益时，人们便会选择退出（当然，法律剥夺了个人选择权是例外）。一般而言，组织所以设立，是因为设立组织能够为其全体成员带来预期利益。组织所以接纳新成员，是因为成员能够为组织带来预期利益。当组织内的成员不能为组织带来预期利益时，组织便会终止成员资格（当前，在中国公营机构中，终止成员资格机制失灵，这也是一个例外）。
至此，对每一个人而言，出现了“权的分割”。所谓“权的分割”，即将一个人的权分割为“个人保留的权”和“让渡予组织的权”。前者是个人保有的私权，后者演变为组织拥有的公权。也就是说，公权源自私权的让渡。然而，权是生命之天然特性，“权的让渡”一定有预设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从组织所拥有的公权中获得预期利益，也就是自己不直接行使“让渡的权”，仍保有了相应的利益。最常见的情况是，人们让渡了劳动选择权，从而获得了预期中的薪酬以及晋升机会。由此观察，“权的分割”其本质是利益实现形式的转换。
下面，接着讨论公权的行使问题。组织由个人组成，组织所拥有的公权也由组织架构内的个人行使。在组织架构内行使组织公权的个人，简称“内部人”。“内部人”既是个人私权的行使者，又是组织公权的行使者。也就是说，“内部人” 既行使私权，又行使公权。这样，将两种权，也是两种角色集于一身。从理论上讲，公权与私权具有不同行使规则，公权行使严格遵循岗位职责规范。然而，由于权衡具有隐秘性等特点，加之存在“道德风险”，“两种角色”容易重叠为“双重角色”。公权行使者有可能“公私分明”，严格遵循岗位职责规范，也有可能“公私不分”，直至故意模糊公权与私权界限，实行“权的公私合营”、“权的公私混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从行使公权中谋取私利，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中饱私囊。这便是形成贪官污吏的“权之根源”。在“内部人”身上天然存在着私权与公权的冲突对抗。可以断言，在有组织公权的地方、有“内部人”的地方，毫无例外地存在贪官污吏，所不同的只是程度而已。
在贪官之外，还有恶吏。中国国家机构“内部人”，一般由上级“内部人”选拔产生。这样，事实上出现了“内部人”对上司负责不对下级负责的权之格局。一些官吏为了争得上司宠信，决胜晋级，急功近利，不顾实情，严刑峻法，不惜一再以公权侵害私权，极力推行上司主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恶吏用权，考虑上司要求、公权行使因素多，考虑百姓实际、私权利益少。贪官也好，恶吏也好，其本质是一己之私权侵害他人私权，并最终侵害公权，使组织或者国家丧失公信力。即便是良法，一旦遇到恶吏，私权无法保障。如果恶法加上恶吏，私权彻底瓦解。强取豪夺，民不聊生，饥肠辘辘，忿忿不平，揭竿而起，势不可挡。在历朝历代，前期开创基业，选贤任能，政策开明，人心所向，欣欣向荣。进入后期，贪官当道，恶吏横行，公权滥用，私权不保，道德沦丧，社会失序，人心背离，苦果已成，整个王朝土崩瓦解已经在所难免。
在组织内部，有层级有结构，大组织之中有小组织。大组织的公权配置于组织内的小组织，这便产生了大组织公权与小组织公权，简称大公权和小公权。大公权由组织最高层行使，小公权由小组织“内部人”行使。这样，在大组织内部就存在私权、小公权、大公权。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权之行使局面，“内部人”往往做“三权游戏”，不仅损公肥私，还会损大公肥小公。各级政权组织是最庞大的社会组织，内部层级较多，权的配置更为复杂，好像是“权之迷宫”。中国政府层级甚多，权力配置极其复杂，最高国家之权，如同是一块“权之公地”。公权、私权，大公权、小公权之冲突对抗局面异常复杂。
权之冲突对抗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私权与公权冲突对抗，组织“内部人”以私权侵害公权，以小公权侵害大公权。但是，从总体来讲，私权弱势，公权强势，公权侵害私权的风险大。尤其是在集权国家，缺少法治思维，政府横生权力，国家公权容易侵害公民私权。如此，国家机构“内部人”团结成一个特殊阶层，既侵害国家公权，有侵害公民私权。在国家机构内，已经形成“熟人共同体”。在编织人际关系网的背后，一定是编织权力运作网。最近，在台湾爆发了王金平“关说”风暴，也即马英九认定王金平利用职场关系说情，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利用职场关系说情，在台湾是令政党“蒙羞”、令法治“蒙羞”的大事件。而在我们身边，拉关系，走后门，说情成风，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人们见怪不怪。以至于我们身边的人难以理解台湾“关说风暴”的本意。人们到政府机构办事时，首先要想的，就是在这个机构里有没有认识的人，有没有能够拉得上关系说得上话的人，千方百计托请熟人居中说情通融，如此事情便好办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奔走于党政司法高层的“掮客”出尽风头，满盆满碗，名利双收。丁书苗就是一个游走于政商两届的权力掮客。为此，我们也理应感到“蒙羞”。私权与公权激烈冲突对抗，已经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尖锐问题。
权之滥用，情形很多。不光滥用公权，私权也常被滥用。毫无疑问，人人梦想实现权之利益最大化。在实现权之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迎面而来的是另外一个，甚至多个梦想实现权之利益最大化的人。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常用到一个词，叫做“容积率”，城市越大“容积率”越高。在城市经济学领域有一个共识，即大城市能够实现土地节约。这意味着，城市规模越大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的人口也就越多，单位面积的人口更多更密集。其实，这意味着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占有土地越少。土地是自然空间，也是基本生活空间。人流车流需要空间，呼吸需要空间，生产生活需要空间。城市规模越大，这些空间受挤压越大，摊到每个人的基本生活空间也就越小，人的生活也就越不自然。路面短缺、车位短缺、垃圾点短缺，新鲜空气更是“奢侈品”。拥挤和肮脏，城市之通病。人们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只能呼吸着别人的呼吸，呼吸着复杂味道的空气。有限路面、车位、垃圾点，导致人的基本权利冲突对抗成为常态。仔细想一想，道德伦理规范的本质，就是建立私权行为规范，以防私权滥用。在一个公序良俗的社会，道德至高无上，倍受推崇，私权行使有度有序，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当今之中国，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传统儒雅社会已经瓦解，而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新型儒雅社会仍在创建之中。这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目前处在新型儒雅社会诞生前夕的阵痛阶段。在这个阶段，道德混乱、社会失序在所难免，必须权衡再三，审慎应对。
国家治理也好，社会治理也好，组织治理也好，重点在于“治权”，治理公权与私权，实现权的合理化使用，防止权之滥用。权之使用必将带来一定行为后果，对行为后果进行监管是治权的重要途径。建立治权的制度，就是施加监管外力，促使用权者合理适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起大量以治权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法规，以及党内纪律规定，设立了党内纪律纪检、行政监察、财务审计以及金融、证券、电力等各类专业监管机构。在此之外，还有不定期派驻巡视组等专责监督机构。制度之上有制度，机构之上有机构，繁文缛节，叠床架屋，法律法规汗牛充栋，纪律规定细如牛毛，能够将其记得住又守得住的“内部人”少之又少；监督监察机构随处可见，能够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的少之又少。一些规定已经沉没，一些机构成为摆设。制度在增加，机构在增加，贪腐也在增加，政府公信力在消弱，社会满意度不升反降。
须知，制度有成本，即“制度成本”，包括制定制度的成本，实施制度的成本，以及监管之监管成本。30多年来，中国为权之监督制度支付了巨额成本。在经济高速成长阶段，这笔庞大的权之监管成本似乎不起眼、被掩盖。一旦经济成长速度降下来，巨额监督成本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沉着负担，进而演化为非常突出的问题。制度不仅存在成本，而且存在漏洞，即“制度漏洞”。制度是由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执行的，最终也是管人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是活的变的，如流水一般，生生不息。制度如山、执法如山，制度庄严而肃穆，威严而静止。山不转水转，山的变化跟不上流水变化，制度变化跟不上权之变化。有人甚至断言，中国不存在“收入陷阱”，却极有可能出现“制度陷阱”。“制度陷阱”集中表现为，伴随经济增长，越来越繁文缛节，叠床架屋，政府干预、管制、税负、寻租、腐败等，也与时俱进、与日俱增，出现了权之滥用、权之困境，从而窒息了经济增长动能。国学大师钱穆谈到历代政治得失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基本逻辑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繁密化，往往造成前后矛盾。我们应注重制度建设，也应避开“制度陷阱”，这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
上文中已经指出，人如流水，富于变化。古人云：上善若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滴水穿石，无孔不入。人类文明取得今天之重大成就，主要得益于这种“水性”。人之水性，决定了权之流变。权变如流水，奔腾不息，变幻无穷。制度就像河堤，人们在河流经过的重点部位兴修河堤，以便将河水永久控制在河道之内。然而，不是在河流经过的所有地方都适宜于兴修河堤，人们也不具有在河道全流域兴修河堤的经济力量，况且若在所有河流经过的地方兴修河堤，也会使河流失去天然之本性。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顺应河势，修筑现代生态河堤。从某种意义将，修筑河堤带有堵的性质。与堵相比，疏则更贴近顺应水的自然本性。水，可清澈见底，也可浑浊不堪。控制如流水一般的权变，必须疏与堵结合，疏为主，辅之以堵。实行标本兼治，以堵治标，以疏治本。
疏，并非放任自流，而是伴随权之流变过程设置流变之堤，也就是在心灵深处设置永不溃坝心堤，让权之流变囿于心堤之内，使心秤失准囿于心堤之内。权变发生于每一个体，规范权变必设置心堤于每一个体。所谓“心堤”，就是将良心用作堤坝，用良心规范权之流变，防止权之滥用。如果说在权之控制上，制度之堤是外堤，良心之堤则是内堤。制度之堤适用于权之流变的一地一时，良心之堤适用于权之流变的全过程。更进一步说，制度如从外部施加的“外在之法”，良心如嵌入生命的“心中之法”。与外部施加的制度之堤相比，良心之堤更具有普适性。苍天造人，人人置心，心心存良。人们常用丧尽天良、丧心病狂来叙说丧失良心之严重后果。当今中国，诸多社会问题，大多与良心缺失有关。
心之状决定权之状。欲改善权之状必先改善心之状。本文并不想过多讨论外部施加的制度之堤，而将重点放在嵌入生命的良心之堤上。其中，规范良心一词的含义极为关键。良心是中国人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词汇，也是颇具中国文化元素的词汇。人们常说的良心，其实就是安置在“心灵里的天平”。这个天平正常发挥作用，就能够实现权之有效运作，就能够防止权之滥用。良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化育而成。人化的过程，也是良心生成的过程，良心嵌入生命的过程。良心安置于神圣的心灵殿堂，并以此作为度量世界、权衡万物的基础。也就是说，良心就是度量衡的“定盘星”，度之度，量之量，衡之衡。
在中国，良心是由八大部分组成的有机统一体。（1）敬畏之心。人立身天地之间，对天对地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尊崇自然法则；人依托社会生存生活，推己及人，对国家对社会要有敬畏之心，尊崇社会法则。有敬畏之心，就会有所收敛，不会肆无忌惮，胆大包天，无法无天；就不会透支生态、透支环境；就不会挖祖先坟，断子孙路。（2）义利之心。在权衡中取利，人之本性使然。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然而，利有义与不义之分。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取不义之财。有义利之心，就不会见利忘义，不择手段，投机钻营，巧取豪夺。也不会等待“天上掉馅饼”。（3）孝悌之心。子女还报父母之恩即为孝，兄弟姊妹之爱是为悌。孝悌是文明社会做人的根本。孝悌，并非单向奉献，而是双向互动互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慈与子孝相呼应，兄友与弟恭相呼应。有孝悌之心，就会知恩图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不会忘恩负义，忤逆不孝，大逆不道。（4）诚信之心。“诚，信也；信，诚也”。诚信就是诚实、诚恳、老实、守信、有信。有诚信之心，人们就会视诚信如生命，坚守“言必行、行必果”，就会一诺千金，童叟无欺。就不会孤注一掷，透支信用，透支公信力，就不会背信弃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5）公正之心。“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公，平分也。从八从私，“八”即“背”，分也，“厶”象征财物。正，是也，，直也，不偏不倚。公正之心对应偏狭的私心。有公正之心，就会公平昌明，一碗水端平。就不会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就不会拉关系、走后门，说情成风，就不会奢靡成风、贪腐成瘾。（6）恻隐之心。对不幸之人深感同情，这便是恻隐之心，也是慈悲之心，怜悯之心，悲天悯人之心。有恻隐之心，就会慈悲为怀，广结善缘，多行善举。就不会铁石心肠，见死不救，落井下石。（7）廉耻之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有廉耻之心，就会常怀廉洁自律之心，常思贪污腐化之耻。也就不会起贪心、生花念。（8）包容之心。“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天下之大，什么人都容得下”。和谐需要包容，包容方能和谐。有包容之心，就会“方以律己，圆以待人”，就会海阔天空，四海一家，海纳百川，世界大同。就不会唯我独尊，排除异己，就不会小肚鸡肠，锱铢必较，耿耿于怀。
良心并非单一结构，而是八面复合结构。上述八个方面构成了“良心八面体”，或者称之“八元素良心说”。当下中国社会，人们抱怨良心严重缺失，甚至良心大面积坏死。其实，这样的抱怨过于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如果能够从上述良心八要素逐一分析，就一定会得出更务实、更理性、更客观，也更富于变革意义的结论。在绝大部分人那里，包容之心有增加趋势；孝悌之心、恻隐之心尚能保有原貌；敬畏之心、义利之心、廉耻之心已经摇摇欲坠，但并未完全丧失；诚信之心、公正之心七零八落，忽隐忽现。据此权衡，我们可以将良心建设按其轻重先后，进行一个排队：首要的也是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转中最急需的，要数公正之心；然后，排在第二位的是诚信之心；再然后，依次顺序是廉耻之心、义利之心、敬畏之心、包容之心。本文只想提出一个中国良心问题分析思路，无意给出一个中国良心现状完整版的诊断书。但把中国良心状况诊断清楚，无疑是一件在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转中功德无量的大事情。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植入了良心的基本元素。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根植着良心“八面体”。只不过，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全方位走向世界，世界大脚步融入中国。西方工商资本、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潮加速进入中国，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民众、社会，以至国家，无不步履匆匆，神色迷离，来来往往，熙熙攘攘，急于奔命。于是乎，人们发出“放慢脚步，等等灵魂”的呐喊！中国良心，孕育和成型于传统乡村社会，也可以说是传统乡村版本的中国良心。数千年来，中国良心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节奏中日趋成熟。一个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城市节奏突然造访，以及熟人社会、亲情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友情社会的大转型，中国良心应变不力，进步缓慢。与飞快的城市节奏相比，急需升级中国良心版本，形成现代城市版本的中国良心。我们需要加速中国良心升级，让中国良心复苏与中华民族复兴同步。
当今之中国，已经是21世纪地球村的重要一员。可以预见，在21世纪，中国将日益全球化，全球也将日益中国化，中国公民将日益升级为世界公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人，要养育和形成与21世纪全球大国、世界公民地位相适应的中国良心。用中国良心支撑全球大国地位，支撑“中国梦”。全球化也是世界趋同化、一体化。中国的世界公民，要学习“国学”，以汲取中国良心核心元素，也要学习“世学”，以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并转化为民族特色文化。在地理空间上，中国国土面积不小。在历史时间上，中国传统文明五千年。但是，毕竟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整体大于部分。全球面积比中国面积大，世界史比中国史时间长。中国有不少优秀思想产品，而世界优秀思想产品更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全世界优秀思想产品在中国人血脉中流淌，经过重建之后的中国良心必将强势复苏并由此获得世界意义。如此，中国将更加美好，世界也更加美好。
打造中国良心升级版，需要加速中国良法升级。法律是法治的根基，良法是善治的根基。（1）目标合理是最大合理。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迅速改善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然而，这带来了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滥用当下权利的暴发户心态。当今中国，从个人到各级组织，乃至整个国家确立了过高的预期目标。经济竞赛高潮迭起，经济神话此起彼伏。各色“翻番计划”、“倍增计划”、“跨越计划”轮番上阵，“跳起来摘桃子”、“拐弯超车”等发展谬论甚嚣尘上，似乎“一口就能吃出个大胖子”，与1950年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有点相似。竭泽而渔，拔苗助长，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政府信用为代价。经济高增长，预期高膨胀，蕴藏高风险。必须适时调整发展目标，从单一追求GDP目标转变为追求生态、追求人寿、追求GDP的三元复合目标。目标引领行动，实现目标转变，应当是当今中国最重大转变、最深刻转变。（2）政府效率是最大效率。经历多次体制机制改革，各级政府部门名义精简实则膨胀，特别是财政供养人口有增无减。不少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事业在发展，机构在整合，本来无可厚非。无奈，由于公营机构“退出机制”失灵，沉淀的机构和人员无法清理，组织“内部人”越来越多，无功受禄，坐吃“皇粮”。这与过去“食利阶层”如出一辙，异曲同工。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将来一旦经济增速放缓，进入常规增长阶段，必然社会负担徒然增加，运转成本急剧上升，必将拖住经济持续发展脚步。必须痛下决心为公营机构“瘦身”，并要形成长期机制，避免掉入“制度陷阱”。（3）法律公平是最大公平。土地制度不公，与国有土地相比，集体土地权利严重短缺，导致房地产市场巨额利润诱惑，房源和房价两个爆炸式增长，空置房和无房户同步增加。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并据此牟取暴利。“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制造发展泡沫的重要动力机制。户籍制度不公导致在“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演化出“城市二元结构”，新市民权利短缺，人们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步伐加速成果的同时，也日益感受到社会不公。全球金融危机过后，金融双轨制越来越明显，国企享尽天时地利，民企空间受到挤压。不平则鸣，各种抱怨之声、不满之意与日俱增。（4）立法公正是最大公正。国家制度由法律设定。政府权力由法律授权。然而，中国法律草案多由主管部门首创，中国立法素有“部门立法”之嫌。主管部门通过立法“设租”，再通过执法“寻租”，部门获得的租金越来越多，可以说“立法自肥”。部门坐拥权力、尾大不掉，这已经成为如今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呼唤中国良法，加速中国良心复苏需要中国良法。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切实下决心解决好国家运作中这些重大问题，以良法保障公权力，也保障私权利，实现“公私两利”。
打造中国良心升级版，需要加速中国良吏升级。“徒法不能自行”。没有良吏支撑，法律就像是墙上挂的烧饼——“中看不中用”。在中国文化中，各级官吏是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道德楷模，官吏良心状况直接决定着中国良心状况。“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中国人心目中，官吏是“上梁”，百姓是“下梁”。“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官吏良心复苏进程决定着中国良心复苏进程。去年以来，为推动官吏良心升级，中央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1）铁腕反腐。出重拳惩治贪官污吏，“老虎”、“苍蝇”一起打。贪官抓不尽，但可令其后来者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其震慑效应显而易见。（2）群众第一。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旗帜，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方法，以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为落脚点。其实，这就是让各级官吏自己对照党的各项规定，自查自摆自纠自身存在的问题，自觉回归清廉回归平民化时代。（3）从政标杆。中央政治局自设标杆，出台“八项规定”，以便“上行下效”，已经初步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执政氛围，正在恢复与重建高官清廉形象，正在恢复与重建政府公信力，进而为全面深化改革赢得时间，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赢得机遇。这一次，中央政治局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有效避免了“中央说新词，地方走老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必能令廉洁从政蔚然成风。除此而外，还需要在吏治上下决心解决“拉关系、走后门”，“说情成风”等问题，以及推行选贤任能，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名垂青史的良吏。在当代中国，也不乏一心为民的好官。良吏好官应当成为各级国家干部的旁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公私分明”。加速官吏良心复苏是中国良心复苏“关键之战”。
打造中国良心升级版，需要加速中国良民升级。（1）别让身心飘零。现阶段，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时期，大量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无固定安身之所，灵魂无根所系，举止失措也就不足为怪。出现了“农民工”、“农民城市”、“农民企业家”等带有身份歧视的词汇。需要尽快消除身份歧视，推动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安身安心。（2）别让家庭空巢。由于“一孩化”政策，大部分家庭“人伦短缺”，过早地成为空巢家庭，成为“两个老人的世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传统美德失去人伦载体。要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避免中华民族陷入史无前例的人伦灾难，也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未老先衰的境地。（3）别让关系强势。曾有人说，在中国，一个人从生小孩到火葬场都需要各种社会关系“打先锋”。富人关系多，穷人关系少。一个社会中，关系走红，关系强势，靠关系获得社会资源，这不利于穷人，反而会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权之托，权之掮客，“公关公司”，关说专业户遍布城乡，畅通无阻，摧毁了淳朴民风，挤压良心生长与复苏的空间。一个靠关系谋求发展的社会没有希望。必须重拳出击刹住“关说之风”。（4）别让忽悠横行。忽悠是流行在东北的方言，本字是“胡诱”，以无根据之语言，引诱别人上钩，误入事先设计的陷阱。在人流、商流、资金流日趋活跃后，忽悠之风从地方走向全国。近几年，竟猖狂到“无处不谣”、“谣翻中国”的地步。要打击造谣，谴责忽悠，倡导诚信。（5）别让承诺落空。各级政府图好说好看，为老百姓描绘好看的蓝图，承诺了好听的目标。一些承诺兑现了，不少承诺没能兑现，一些承诺兑现“打折扣”。群众心中，不乏吹牛、挖坑的书记、市长。在任期间，善于吹牛皮、摊大饼，花光积蓄，高额举债，只顾任期，不顾任后，留下“大窟窿、大包袱”。尤其是在收入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贪污腐化问题等方面，一再承诺、一再欠账，严重侵蚀了政府信用，透支了政府公信力。言必行、行必果。兑现承诺，一言九鼎，恢复与重建政府公信力，这是加速中国良民升级的基础工程。
21世纪上半叶，中国仍处在发展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可以集中概括为“三大转型”，即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大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大转型，从传统儒雅向现代儒雅大转型。完成这“三大转型”后，中国必将进入一个全新时代，世界也必将进入一个全新时代。良法、良吏、良民，是这个全新时代的三大支柱。良心，是这个全新时代的根本基石。良心是良法之心、良吏之心、良民之心。良心在良法之中、在良吏心中、在良民心中。打牢全新时代根本基石，铸造全新时代三大支柱，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举措、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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